日期：1952-10-21 作者：福州大学生物系主任 唐仲璋
福州大学生物系主任 唐仲璋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一向对研究工作非常感到兴趣。我对学术的态度是“学术超政治”“为科学而科学”，这种观念使我的生活变成病态。我忽视日常实际生活，很少阅读报章杂志，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对国家大事不够关心。
我是生长在很贫困的家庭中，我父亲是一个笃好文学的旧式学者，他常常勉励我向求学的路途前进。我稍长时，他给我的信，时有“年富家贫，全凭才学”的话，我在幼年时就已深深印上了“只有求学，才有活路”的念头。进了中学以后，我就一直是在帝国主义实行文化侵略的学校里受教育的，所以养成了极度浓厚的崇美观念。我在大学里，因为半工半读的缘故，读了8年；我经常要为生物系采集标本，以及协助教授进行研究工作。因为长期的从事狭窄范围内的工作和学习自然科学，更养成我“超政治”的观点。在此8年中，我过的是科学工作的学徒生活。我的“超政治”观点和我所受英美式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大学毕业后，我又继续在学术机关工作，如福建省科学馆、北京协和医学校、福建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等。在那里所接触的人有的是“纯粹科学家”，使我“超政治”观点更加根深蒂固。我盲目地崇拜英美式的科学，认为这是救国的道路。我过去对于生物学界前辈秉农山先生的思想非常钦佩，相信他提倡自然科学可以挽救中国危亡的理论。
单纯研究科学而对于政治没有认识，就很容易被敌人所利用。在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有个美国的军医到校中来参观，到我实验室时看见壁上挂了一张我国疟疾分布图，并知道我是研究寄生虫学的人。于是就告诉我美国海军可能开到我国沿海和日本鬼子作战，需要知道本省各种地方病的情形。我当时以为这是军队卫生的知识，告诉他对于抗日的战争或有所帮助，就把所知道的告诉了他。我没有看出他们早有侵略我们的卑鄙企图，不然为什么他们要知道我们沿海各地疾病的情形呢？这充分表现出我平时对于国际形势，以及政治知识的无知。我的“超政治”观点不但不能使我的科学知识用在人民事业上，反而使自己陷于敌我不分的境地，这观点实在是要不得的。我的所谓不关心政治的“超政治”观点，其实是中了崇美思想的毒素，而且过去曾经不知不觉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这就是“超政治”观点的危害。
我一向都是在美国办的学校里受教育的，这种教育无形中养成了我崇拜欧美的心理，认为只有欧洲和美洲才是科学文化的发源地。这一种错误的思想引导我到40余岁还跑去美国读书。我从前错误的认为科学的报道是学者专家看的，没有认识科学应该和祖国广大的人民发生关系。研究的成果应该可以给人民所利用。我从前因为被崇美的思想所模糊，忘记了祖国，忘记了劳动人民。这种崇拜欧美的情绪，使我在学术上存在着自卑感，对于发展祖国科学缺乏信心。
由于我受了美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因此我曾经在学术上不知不觉的做了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譬如20多年前，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曾帮助美国中亚采集队一个爬虫学者璞普氏到福建内地采集两栖类和爬虫类标本，把大批的中国动物标本运往美国去。“中国爬虫类”一书和一些爬虫和两栖动物的报告以及新种的叙述就是这次探险的结果。这些书刊都在美国出版，我国人用不到。我在大学期间还花了5年的时光帮助从前协和大学植物学教授采集福建植物。当时校内许多同学和工友在这位教授指导下搜集了闽北和沿海的植物一万多份，还以为代学校建立植物标本室，增进自己对本地植物的知识，是很“光荣”的工作；但实际上这工作也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成分居多，因为许多新种模式标本已经被美帝国主义分子带走，福建植物志第一集已在美印出，有几个我国的学生看得到呢？这样的工作都是对敌人有利而对于我国人民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现在留在系内的植物腊叶标本，所有标签，除了拉丁的科学名词外，其他的记录，如产地采集人等都用英文。这当然是为着外国人的便利。20年后的今日，常因为要查出那个采集人是谁，而费了很大的脑筋从英文的拼音和记忆中去追索，这是多么荒谬的事。上面所列的事实充分的表现我崇美亲美的思想，这思想对于祖国文化建设的事业有极大的阻碍，对于学生有坏的影响。解放以来我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民族自尊心得到了发扬。但科学界还有若干知识分子，没有看到祖国伟大的前途，还没有克服以往的自卑感，总以为我国自然科学如果和英美的科学界脱节，是不能够独树一帜的；我们没有英美的杂志书籍便不能研究，不能教学，没有他们制造的仪器便不能工作。这是何等错误的思想，我便是具有这样思想的一个人。我在这次“三反”运动中清除了这种对祖国人民有危害性的“超政治”观点和崇美思想，我必须将科学结合于祖国及人民实际的需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我必须努力于教学以及我国的文化建设工作。
（原载于1952年10月21日福建日报）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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